文山森林公園位於台北市公館蟾蜍山的南側，過去這裡曾經是公墓，經過數年的遷葬，在2022年改建成為公園，園內有規劃森林步道及親子休憩設施，也和景美運動公園相連，已成為台北市熱門的新景點。
公園內有一個建於1929年的紀念碑，目前已經被指定為台北市定古蹟，根據指示牌的說明，這是紀念有一群社會賢達捐贈土地，做為窮苦人家的墓地。不過當我詳加考究後，發現這個石碑後面，還有一段不為人知的內情。
文山森林公園面積約為11公頃，早期是福興公墓，經過遷葬及整建後，已經成為台北市第二座森林公園，其位置距離捷運萬隆站不遠，只需要走10分鐘即可到達。
公園內設有生態荷花池，小橋則橫越其上，可以在小橋及步道上散步賞景，也別有一番風情。公園內也有一段登山步道，稱為「蕨影步道」，是舖上木屑的木棧道，長度僅有數百公尺，坡度也不會太過陡峭。顧名思義，蕨影步道是附近生長許多蕨類而得名。
上到了稜線後，坡度轉為平緩，路面則變成小碎石山徑，左邊有一條岔路可以通往蟾蜍山，但是沿路上都是夜總會，有忌諱的朋友就不要走這一段了。
大約四百公尺即可登頂蟾蜍山，蟾蜍山又稱為內埔山，海拔為128公尺，山頂有一座軍事營地，設有柵欄禁止山友進入。如果不介意這些墓地，其實沿途的視野還不錯，可以遠眺景美的市區，並與仙跡岩遙遙相望。
公園內另有一段架高的「樹梢步道」，可以穿梭在森林的樹梢間，從另一角度欣賞樹林之美。園內還有一個「趣探險之丘」，是親子遊玩的場域，設有斜坡攀岩、跳樁等設施，還有號稱是台北市最長的46公尺溜滑梯，可讓小朋友玩到翻。
走到公園的一個角落，發現一座「興福庄建塚紀念碑」，根據其碑文說明，在1929年時，有善心人士集資購置大直庄及興福庄土地，做為窮苦人家的墓地，細看其捐贈人名單，有當時最大的米穀交易市場「台灣正米市場」，台北市最大商會「大稻埕永樂會」，還有鹿港辜家的辜顯榮、茶葉大亨李春生之子李添盛、板橋林家的大管家許丙以及霧峰林家的林嵩壽、林柏壽等都名列其中。
再細究其碑文內容，其中有一段：「實由市內諸大家熱心公德，咸樂贊襄，尤幸市當局俯順輿情，不拘成法，從此澤及枯骨矣」。善心人士熱心樂捐可以理解，但是怎麼會提到，市政府「俯順輿情」，似乎中間有什麼內情，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經過一番的考證和研究，發現了確實其中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待我向大家解釋說明。
背景要從日本時代說起，由於當時公共衛生還不完善，在領台的第二年開始，台灣就開始流行起被稱為「百斯篤」的鼠疫，再加上霍亂、痢疾和瘧疾等傳染病也很猖獗，一時之間造成了許多民眾的死亡。所以如何改善衛生和環境，成為當時日本政府的當務之急。如圖是1905年的《台灣日日新報》，報導當局施行滅鼠的清潔運動。
另一個當局十分頭痛的問題，是關於埋葬的習俗。台灣人自清代以來，普遍存有「入土為安」的心態，而且也很重視所謂的「風水」，在死者過世之後，經常會將棺材和屍體擺放在家裡，稱之為「停棺」，由親友輪流守靈，並延請道士進行做七法事，除了代表後人的心意以外，也會同步尋找好風水的土葬地點。但是對於日本當局而言，這樣的行為會增加亡者將病菌外洩的機會，不利於整體公共的衛生。圖是1898年的《台灣日日新報》報導，有民眾因停棺造成三名親屬染疫，故以「停棺無益」宣導應避免這種行為。
當時日本人主要以火葬為主，而台灣人則認為火葬是損害祖先身體的作為，多數仍然堅持必須土葬。而當局雖大力鼓吹民眾接受火葬，但因為舊習慣驟然更改不易，只好採取鼓勵但是不強制的作法，但會限制停棺的天數，也會規定土葬的墓穴深度，以免造成疾病的傳染。以1896年台北縣頒布的「臺灣人百斯篤病死者埋葬規則」為例，規定埋葬百斯篤病死者之坑穴，應深至地下一丈以上，違者應受處罰。圖為當時日本人的葬禮，大多進行火葬。
台北市第一座火葬場，於1900年設立在南門外，因為設施較為簡陋，1910年改於中庄子(今新生北路二段77巷)新設火葬場(如圖)，這座火葬場原來是私人所經營，不過在1912年，由台北州政府予以收購，正式改為公營。
至於舉辦喪禮的殯儀館，當時稱為「葬儀堂」，最先是在1897年興建，位置在三板橋共同墓地旁(現今林森公園裡)，1907年原地重新整建為較具規模的場館 (如圖)。只要有重要人士的葬禮，就會在這座葬儀堂舉行，例如台灣總督乃木希典、明石元二郎等。這座葬儀堂一直使用到戰後，直到1965年才在民權東路興建新的殯儀館，也就是現在的第一殯儀館。
日本政府鼓勵民眾盡量採取火葬，除了公共衛生的考量外，也是希望將土地做更有效率的應用，不要浪費太多土地做為墓地，出發點也尚能理解，但是各地方政府卻陸續推出辦法，嚴格限制墓地使用的大小，並對於墓地徵收昂貴的使用費，引起民眾極大的不滿，圖是基隆在1921年公布的墓地使用條例。而在1928年3月，台北市政府也公布了「台北市墓地使用條例」，因為公布前沒有經過嚴謹的討論，公布後竟引起大眾一陣的譁然。
台北市墓地使用條例規定，市區墓地每平方米必須付費1.5圓，郊區墓地每平方米則為0.6圓，採累進費率，超過20平方米以上，每平方米分別徵收1.5圓及3.5圓，40平方米以上，更需要高達3.5圓及7圓。過去民眾使用公共墓地根本免費，那還不打緊，當時一般土地價格，每平方米也大約不過5圓，墓地價格竟然還超過一般土地，所以這項政策一公布，立刻引起民眾相當大的反彈。其中蔣渭水、蔡彬淮以及黃金生等仕紳們，極力向政府陳情抗議，希望政府能收回成命。
市政府接到各界排天倒海的陳情，但是條例都報請總督府同意過，收入也已編入年度預算內，台北市尹(市長)田端幸三郎雖然表示同情，但是最多只能同意三平方米以內可免費，不過要向當地保正或管區警察取得貧寒證明，但是，取得證明極為困難繁複，而且三平方米也只有一坪，遠低於一般民眾的使用習慣，這翻天覆地的民怨開始不斷襲來。
這個政策對於貧寒的家庭的影響更大，甚至還發生沒錢下葬的情況。就在官民僵持不下的時候，蔣渭水的死對頭辜顯榮竟然跳了出來。辜顯榮過去因為引日兵進台北城，而成為日本政府的紅頂商人，但被蔣渭水這些民族主義人士視為台奸，在民報上經常著文批評他，原本兩人互相水火不容，沒想到在這一件事上竟然發生了交集。圖左為辜顯榮，圖右為蔣渭水。
辜顯榮也認同政府政策不當，但主張如果能號召善心人士捐款，並且購置墓地捐贈給政府，這樣可以給政府下台階，也不會影響政府的收入，或許才有機會解決問題。於是，他開始到處尋覓土地，在台北市周邊進行土地勘查超過一百次，最後擇定興福庄(今文山森林公園)和大直庄共三十餘甲的土地，並著手進行土地的購買洽談，圖為1929年3月8日刊載在《台灣日日新報》，辜顯榮尋找墓地的新聞。
自此社會各界更是踴躍捐款，總共募了3萬餘圓，並將所購置的土地捐給台北市政府。最後市政府終於順應民情，於一年後的1929年12月修改條例，規定市區墓地得於三平方米以內，郊區墓地得於12平方米以內免費使用，大大解決了民眾的需求，這一件官民衝突的風波才告逐漸平息。並且在興福庄豎立了紀念碑，紀念那些捐款善心人士的義行。照片是1968年民眾在掃墓時所拍攝，後方剛好拍到這座紀念碑，就豎立在福興公墓裡。
故事已經到了尾聲，這個區域自從捐贈之後，維持到民國時期都還是公墓區，直到2013年開始辦理墳墓遷葬，現在則變身為美麗的森林公園，讓很多孩童得以在此嬉戲。而留存的這塊紀念碑，原來還有這樣的故事在其中，當年政壇上的台灣菁英們，雖然彼此之間的政治立場不同，竟然可以捐棄前嫌，攜手解決了台灣貧苦民眾的困難，寫下了一頁溫暖的篇章。這個歷史或許給我們一些啟發，只要可以苦民所苦，不用分黨派和立場，必能心手相連，讓我們的社會更加良善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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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3.06公里，步行時間1小時30分，總爬升高度142公尺。
筆者是「一山一故事」作者，這本書紀錄了許多臺灣山岳、古道的歷史故事，被選為2022年博客來人文社科年度暢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