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erved from the utilitarian Chinese by the head-hunting custom of the aboriginal population, it is sincerely to be hoped that these forests may not be destroyed by the progressive Japanese. — Ernest Henry “Chinese” Wilson
1918年1月22日，英國植物學家與探險家威爾森（Ernest Henry “Chinese” Wilson）踏上基隆港碼頭，展開為期六個月的臺灣山林探險。這是威爾森第四次來到東亞（但是第一次來到臺灣）。自1899年以來，在英國費區園藝公司（Veitch Nurseries）、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Arnold Arboretum）等機構的資助下，他已調查了雲南、四川、日本、朝鮮（當時為日本殖民地）、琉球等地的森林。
這一系列的探險，除了反映當時歐美植物學界對東亞植物地理學與分類學上的研究興趣外；更重要的，是為歐美園藝界與林業界引入具觀賞與商業價值的東亞樹木。威爾森在這兩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在其近二十年的採集生涯中，威爾森總共引進約兩千種的東亞植物，且幫助當時的植物地理學者進一步認識東亞植物相在演化上的地位。1917年底，當威爾森向日本政府申請來臺調查植物時（當時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政府很快地批准了他的申請，且動員在臺的統治與學術網路，確保威爾森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走訪臺灣的山林。就日本政府而言，像威爾森這樣的國際知名學者的來訪提供了絕佳契機，讓日本得以向世界展示日本林業與林學研究的發展。
威爾森下船後的第一個行程便是會見當時的臺灣總督安東貞美及總督府林業部的金平亮三。1918年一月25日，威爾森在下榻的臺灣鐵路旅館(Taiwan Railway Hotel)，寫了來臺以後的第一封信給他的老闆：阿諾德樹木園的director與哈佛大學的植物學與園藝學教授Charles Sargent：
Word was sent down from Tokyo to the authorities here and an English speaking secretary met me on the ship at Keelung and escorted to Taihoku, the capital, afterwards he acted as interpreter when I called on the officials. The governor general, Baron Ando, is a particularly genial old soldier and gave me a very cordial welcome. The officials, one and all, promise every assistance and there is no doubt but that they mean it. A Mr. Kanehira, who speaks English and is one of the heads of the forestry department has been detailed to accompany me to Ari-san and will probably go elsewhere with me also. He is very nice fellow and I fancy will make a genial companion. Everything here is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and those in its good graces can do much.
一九一零年代間，隨著東京大學植物學教授早田文藏所著的臺灣植物誌的出版，歐美科學界對臺灣植群及其生物地理學的特性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早在1907年間，威爾森便已訪問了早田，希望能取得臺灣植物的標本來研究。但讓他大失所望的是，早田表示，他對臺灣植物相的研究主要是仰賴臺灣總督府提供的標本。東大標本館只有一兩份標本，早田說，威爾森的要求礙難照准。要系統性的了解臺灣的植物相，早田說，威爾森得親自來臺灣一趟。
的確，在金平亮三及其助手佐佐木舜一的引領、以及數十名日本警察與原住民挑夫的協助下，威爾森的臺灣採集之旅進行地異常順利（儘管威爾森還是認為台灣的山區非常的陡峭與野蠻，旅行並不容易：“The country is very steep and savage and travelling over it is hard work.”）。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他繞了臺灣一整圈、 走訪了奇萊山區、參觀了著名的三大林場（阿里山、八仙山與太平山）、 攻頂玉山、採集了大量臺灣杉、巒大杉、臺灣冷杉、紅檜、扁柏等珍貴樹種的種子與上萬份植物標本、並拍攝了近上百份的照片。1918年四月，在其來臺的三個月後，威爾森自豪地向哈佛的Sargent報告：
One objective I had in mind on visiting the island was to see, if possible, every conifer known to grow there. Dr. Hayata in Tokyo assured me this was impossible but the local authorities took a more favorable view and thanks to their good services complete success has crowned our efforts. I have seen, photographed and collected ample material of every species and variety of conifer known from Formosa.
1922年，威爾森在阿諾德樹木園的機關報（Journal of the Arnold Arboretum）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福爾摩沙木本植物相的植物地理學概要（A Phytogeographical Sketch of the Lingneous Flora of Formosa）的文章。
在福爾摩沙的山上，威爾森寫道，是東亞最美的森林（the finest forests of eastern Asia），與在加州之外已知的最大與最高的針葉樹（最大的針葉樹是扁柏，最高的針葉樹是臺灣杉；在這裡威爾森的比較基準是加州世界爺）。福爾摩沙的確是東方之珠（Formosa is indeed the “Pearl of the Orient”），在文章的結尾，威爾森指出，而閃爍在這真珠上的光芒，是由樟科與殼斗科組成的常綠林，是巨大的紅檜與扁柏，以及高聳的臺灣杉。
在生物地理學領域，立基於先前在中國西南的探險經驗，威爾森挑戰了早田文藏的說法，認為臺灣的植物相不只與日本有密切的關連，與中國西南乃至於美國也有密切的關連。就威爾森而言，臺灣杉與加州特有的世界爺在演化上必然是近親，而他預期在中國西南應該可以發現相近的物種。從後見之明來看，威爾森的觀察完全正確：臺灣杉並不只分布在臺灣，中國西南也是臺灣杉的分布範圍；而中國西南特有的水杉，也被證實是臺灣杉與世界爺的近親。
除了臺灣植物相在演化上的獨特地位外，威爾森也是初次體會到什麼是西方世界中聞名已久的Formosan headhunters。事實上，威爾森來臺的1910年代後期，臺灣總督府正完成其長達五年的理蕃戰爭。在強大軍事力量的後援下，臺灣總督府強迫臺灣原住民讓出蕃地，好租給日本資本家經營。
在這樣的脈絡下，威爾森充分的體會到當時日本殖民官僚所稱的蕃情不穩，以及日本殖民政府要將蕃地納入統治的野心與決心。在一封給Sargent的信中，威爾森對當時蕃界的觀察是這樣的：
These guard lines are of many parallel strands of wire charged every night from 7 p.m. (all day and times of actual trouble) with underground mines at intervals and connected by wire one with another to prevent the savages digging under the guardlines.
只是，就威爾森而言，正是這些蕃人讓臺灣的森林得以保存下來，讓臺灣能成為東方之珠。在其1922年關於臺灣木本植物相的文章中，威爾森是這樣總結的：由原住民族群的獵頭習俗而保存下來、免於被功利性的中國人破壞的森林，我誠摯地希望不會被進步的日本人破壞。
的確，在目前保存於哈佛阿諾德樹木園的威爾森檔案，我們可以找到一些關於臺灣原住民的相片。只是，有趣的是，儘管在檔案記錄中，這些照片的拍攝者是威爾森，依我所見，其真正的拍攝者是二十世紀上半葉臺灣的蕃地通：森丑之助。基於其十年以上在臺灣蕃地的探險經驗，森丑之助早就有這樣的觀察：
假如漢人移入臺灣的年代，臺灣島上並沒有生蕃，那麼今日的臺灣絕對不是現在的狀況。我們看到與臺灣只有一衣帶水的福建、廣東諸地，其山區幾乎都是少有草木的禿山。如果沒有生蕃，那麼漢人會到處開墾山地，沒多久，就會造成和對岸一樣，到處都是禿山赤土的結果。
臺灣雖是一個小島，森又說，但物產豐富，足為日本人經營新領土的後盾，這完全是臺灣生蕃間接賞賜我們的。（以上段落摘自森丑之助原著、楊南郡譯著，生蕃行腳，頁77-78）
在結束臺灣調查後，由於東亞局勢的動亂，威爾森再也沒能回到東亞，這六個月的臺灣採集旅行成為其探險生涯的終點。而在威爾森離開臺灣的七年後，臺灣總督府啓動歷時十年的森林計畫事業（1925-1935）。這事業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將所謂的蕃地區分為要存置林野、准要存置林野與不要存置林野。要存置林野是現今國有林班地的前身，准要存置林野是原住民保留地的前身，而不要存置林野則放領給日本資本家與漢人經營。
開發成為臺灣山地的主導原則。森丑之助對當時臺灣的山林政策有這樣的批評：
由於臺灣是一個孤島。一半以上的面積是陡峭的山地，海拔一萬英尺以上的高峰比比皆是，山與山之間都有深邃的溪谷縱橫分布。萬一廣泛的開發，讓山林受到破壞而荒廢，大自然每年都將大展暴威，為臺灣居民帶來無法想像的恐怖與淒慘狀況。
臺灣西部山岳地帶，由於風化作用激烈，岩石分解崩落，河川沖下砂石而在下游形成沖積地和廣大的沃野平原，成為臺灣產業發展的基礎。但是，一旦山林受到極大的破壞，就會在下游造成荒涼的砂原，成為一片荒漠狀態，這是濫砍森林造成的。
本來森林有防止土壤水分流失，調節氣候、保護自然的韻律，因為有森林的庇護，農業才得以發展。
砍掉森林，用平地農業的做法去開墾山地，絕對是不可能成功的。（以上段落摘自森丑之助原著、楊南郡譯著，生蕃行腳，頁77）
謹以此文獻給在臺大森林系、新竹司馬庫斯與曾經陪我走了五十三座百岳的兄弟姊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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