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賴英錡(經典雜誌撰述)
圖片/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
說到台北，你會想到什麼？高聳入雲的一○一大樓、熱鬧非凡的士林夜市、台北門戶的松山機場或是光鮮亮麗的南港科技園區？若再往市郊推進，腦海裡依序出現深坑、三峽、大溪等內陸鄉鎮，老街上遊人如織，深坑臭豆腐、三峽金牛角、大溪豆乾等特產聞名遐邇。但你是否想過？前面提及的士林、松山、南港，在早期其實是依靠基隆河運才得以興起，位於山林地區的深坑、三峽與大溪，更是景美溪與大漢溪上重要的河港。
歷史上，幾乎在每座繁榮城市的背後都可以看見河流的蹤影：泰晤士河之於英國倫敦、塞納河之於法國巴黎、黃浦江之於中國上海、哈德遜河之於美國紐約。河流為市民帶來了順暢且便利的河運，讓商品可以貨暢其流，促進商業活動，提升人類的物質生活乃至改變整個社會面貌。甚至有學者指出，英國的工業革命之所以可以如此成功，綿密的河運網功不可沒。
淡水河之於台北，也正是這麼一條重要的河流，特別是在台灣多數河川水流湍急、不適航運的條件下，更顯珍貴。淡水河由三大支流所構成：大漢溪、新店溪與基隆河，它們為整個台北盆地提供了綿密且穩定的水路網，與台北城的開發有著密不可分的歷史淵源。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自古以來，淡水河便擁有豐富的人類活動紀錄：新石器時代的大坌坑、圓山、十三行等文化在此繁衍生息；凱達格蘭族操著被稱為「艋舺」的獨木舟，航行於淡水河沿岸的各個聚落；荷蘭人與西班牙人更是為了爭奪淡水河的控制權大打出手；清領時期漢人進入台北盆地後，沿著淡水河流域拓墾，也因此形成了許多河港市鎮，今日我們所熟知的地名如內湖、汐止、大溪，在當時都是重要的河港。一八六○年開港通商後，西方勢力深入，淡水河流域的開發更是蒸蒸日上，在首任巡撫劉銘傳的積極經營下，台北城逐漸取代台南府城，成為台灣新的政經中心。
位於今日八里地區的八里坌，處於淡水河的南岸，加上清初漢人移民皆沿著台灣西部海岸移動，因此八里成了進入淡水河的第一站，是漢人拓墾台北盆地的灘頭堡。十八世紀初，八里坌已成為台北最繁榮的市街，商人將大陸的布料、菸、磚瓦、器具等日常用品遠從鹿耳門轉運而來批售。考量到八里坌與鹿耳門的距離遙遠，再加上冬季強烈的東北季風不利於島內的沿岸航行，故當時清廷特別設了「社船制度」，允許淡水社船於每年的九月至十二月，可直接從淡水赴往廈門進行貿易，而不需透過鹿耳門轉運，可見當時淡水地區的經濟已發展到一定的程度。
當漢人在下游地區的拓墾日漸飽和後，便開始向淡水河的中游、山坡地挺進。位於大漢溪與新店溪匯流處的新庄(即今日的新莊)，對外不僅可與八里坌、關渡等下游港口聯繫，輸入大陸的各種貨物，對內亦可通達三峽、新店等內陸河港，輸出山林農產；龜崙嶺古道的開通，也使新庄可直通中壢、桃園等地，故逐漸取代原先的八里坌，成為新的貨物集散地。今日香火仍舊鼎盛的慈祐宮供奉著海神媽祖，一旁狹窄的巷弄即是從前的新庄河港，足以想像從前千帆過盡、商賈輻輳的繁華景象。
「因此，到現在其實還有一些新莊人不服氣，認為應是一府二鹿『三新莊』，而非艋舺，因為新莊的開發明明比艋舺還要早。」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戴寶村教授笑著說。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原指黃河改道的反覆無常，而淡水河港的權力轉移卻也再次應證了這段話。原本作為淡水河出海口重要據點的八里坌，不僅政經中心的地位被新莊所取代，港務功能實際上也已改到淡水河北岸的滬尾；新莊的好景也沒有維持太久，在械鬥頻繁與泥沙淤積的衝擊下，再次把政經中心的地位讓給艋舺。
械鬥頻繁的移民社會
「一府二鹿三艋舺」幾乎是每個台灣人都能琅琅上口的名言，短短一句話背後隱含的卻是台灣數百年的開發史。便利的水運網使艋舺成為新的政經中心，郊商們在此紛紛設點，而開港後，洋商聚集在淡水港，也想要從富饒的淡水河流域中分一杯羹，但他們很快就發現，淡水只是大船停泊與官方徵稅的關卡，台北盆地實際的貨物集散地在艋舺，於是要求清朝政府加開艋舺以作為通商口岸的合法據點。
十九世紀中葉，台北盆地的械鬥事件頻繁，當時的紛爭主要來自經濟因素，例如對於土地和水源所有權的認知不同。一八五三年的「頂下郊拚」是最著名的移民衝突：雖然三邑人和同安人皆為泉州人，但仍因為經濟利益的問題而大打出手，最後頂郊的三邑人驅趕了屬於下郊的同安人，使他們被迫遷往大稻埕重新發展。
戴寶村說：「就好像傳染病一樣，械鬥的風氣逐漸在整個台北盆地蔓延開來，連漳州人和泉州人也打了起來，士林、大直的漳州人甚至聯合板橋的漳州人夾擊艋舺的泉州人。」教授口中的漳泉分類械鬥，便曾真實地發生在新莊地區，當時屈居下風的漳州人被迫南遷至枋橋(今日的板橋)，並招募鄉勇、佃農加以拓墾與防衛，從此以後，新庄成為了以泉州人為主的市鎮，而枋橋的主要居民則為漳州人。
繁華一時的艋舺和新莊有著殊途同歸的結局：移民械鬥與泥沙淤積。泥沙淤積日漸嚴重，使艋舺的航運條件逐年變差；三邑人雖然從械鬥中勝出，實際上卻是為艋舺提前敲響了喪鐘，由於三邑人保守與排外的作風，導致艋舺後續發生了多起攻擊洋人的事件，使洋商也不得不轉往大稻埕發展，有「台灣烏龍茶之父」美譽的約翰˙陶德(John Dodd)便是一例。
陶德從福建安溪引進茶種並在台北的丘陵地試種，初步獲得了良好成效。隨後他更加碼在大稻埕設立製茶廠，任用李春生作為買辦，從事茶葉的精製與進出口業務，以台灣茶(Formosa Tea)為名的烏龍茶(Oolong Tea)遠銷海外，大獲好評。一八七○年代以後，一間間的洋行在大稻埕上建立起來，如英商寶順洋行(Dodd & Co.)、美商惠利洋行(Field Hastus & Co.)、西班牙商瑞記洋行(Malcampo & Co.)等；大街上，茶館、茶棧、茶行、茶莊林立，揀茶女、製茶工、鑑茶工、商人與藝旦往來其中，盛極一時的茶業榮景，堪稱大稻埕的黃金年代。
士林慈諴宮是漳州人供奉媽祖的信仰中心，用以祈求河運的平安，但曾在漳泉械鬥中遭到焚毀。(攝影/劉子正)
大稻埕因茶業貿易而繁華興盛：美商惠利洋行前，挑夫正在搬運茶貨。
一九二○年三月號的《國家地理雜誌》描述颱風過後，一片水鄉澤國如同威尼斯。
一九四一年，最後一艘油輪駛進淡水港，三位淡江中學學生的身影，見證了歷史性的一刻。(圖片/淡江中學校史館)
大稻埕碼頭邊擺放著一艘唐山帆船，提醒世人淡水河曾有過的風華年代。滄海桑田，曾經繁忙的河道，今日已變為供人遊憩的自行車道。(攝影/劉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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