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公髻山是新竹名山，也是賽夏族傳統的領地，今天我要講的故事，發生在一百多年前，當年山裡的賽夏族人突然攻擊北埔，造成日警重大的死傷，離奇的是，事發後族人沒事，反而許多臺人卻遭受到嚴厲的株連，今天我就要帶著大家，欣賞巍峨壯麗的鵝公髻山，並且訴說那年北埔的喋血風雲。
鵝公髻山的登山口共有4個，可以選擇從南庄開始爬，不過海拔落差較大難度也較高，至於從五峰鄉起登則有三處，其中第一、二登山口都在「隘蘭連絡道路」的大隘社附近，第三登山口在「山上人家」森林農場，今天我選擇第三登山口出發，車子可以停在農場裡，但須收取200元入園費。
從登山口起登後，會經過一片面積很大的杉木林，路況相當不錯，第三登山口海拔大約1200公尺左右，是所有登山口中爬升最少，也相對比較好走的路線，走在緩坡向上的山徑上，即便在夏天也是頗感涼爽舒適。
稜線上有一些倒木，偶而必須費力爬過或繞過，另外部分路段較為泥濘，大約2個多小時可以登頂鵝公髻山，海拔1579公尺，有一顆三等三角點編號6239，另外這座山也被列為小百岳編號第31號，山頂寬敞可容納數十人，可惜並沒有很好的展望。
循原路下山的路上，山間開始飄起雲霧，彷彿走在仙境之中，不過也因為視線的阻擋，無法欣賞遠處的景觀，一直到下稜線之後，山路才逐漸明朗清晰起來。
回到山上人家農場，由上方高處往下俯視，園區內有種植茶樹，另外有寬闊的草地、小橋流水等休憩設施，還有提供住宿的小木屋、餐廳咖啡館等，算是在這深山裡的一處小世外桃源，氛圍十分優閒，風景也相當怡人。
鵝公髻山位於苗栗縣南庄與新竹縣五峰之交界，其山形巍峨壯麗，因遠看類似公鵝頭上的肉冠而得名，是賽夏族人的傳統領域，族人稱之為「那義哮」，族語指的是高山的意思，圖為鵝公髻山的遠景。
日本時代初期，鵝公髻山「大隘社」的頭目名叫「達路．烏茂」，日本名為「伊波幸太郎」，漢名則為「趙明政」，是一名非常驍勇善戰的勇士，在清治時期曾經被清廷拉攏而授予官職，照片是1912年他與家庭成員所拍攝。
日本時代的初期，日本政府在各地都開設了「國語傳習所」，以強化對臺民的日語教育，在新竹國語傳習所的學生中，有個年輕人名叫「蔡清琳」，他是住在竹北一堡月眉庄(今峨眉)的客家人，因為結業成績優秀，獲得「三等賞」的獎勵，他自小就天資聰穎且機智過人，長得也是一表人才。
結業後蔡清琳獲得擔任「巡查捕」的公職，可是他的個性較為放蕩不羈，竟與一名日本酒家女談起戀愛來，這件事傳到上司的耳朵裡，就嚴厲地訓斥了他，並且將他免職，雖有部分原因是不該和「酒家女」交往，但也頗有臺灣人憑什麼和「日本女人」談戀愛的歧視態度。照片就是日本女子「諸岡年」和蔡清琳。
離職後的蔡清琳，想起過去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受到日本人的欺壓和歧視，逐漸萌生反叛日本的想法，於是他開始聯合北埔、新竹和竹東地區的漢人，甚至也包括一些擔任隘勇的原住民，以「聯合復中興總裁」名號自稱，開始籌劃抗日，照片是當時北埔「大坪警察派出所」日警、隘勇和原住民合影，其中也有部分人也參與了反叛事件。
這件籌劃武裝反叛的構想，不慎讓諸岡年所知悉，她因認為必然失敗送命，而力勸蔡清琳打消念頭，但是並沒有勸阻成功，諸岡一氣之下便逃往臺中躲藏。蔡清琳挽留不成後，反叛的心意更是堅定，於是與賽夏族頭目「趙明政」密會，謊稱清廷馬上就要登陸台灣了，慫恿賽夏族人共同參與起事，趙明政因為對日本的統治也有所不滿，就應允一起參與。
蔡清琳和賽夏族人約定，如果看到新竹燃起烽火，就是清軍已經登陸的信號，沒想到1907年11月13日正巧有牧童在十八尖山玩火釀成火災，在鵝公髻山上的賽夏族人誤以為收到信號，翌日由趙明政率一百多名族人，由鵝公髻山殺向北埔，不但沿路攻擊各個派出所，最後還血洗北埔支廳。圖為事發前不久北埔支廳廳員合照，全數都在這次事件中遇難。
除「北埔公學校」安部校長夫人，因為平日與臺人相處和諧，所以免遭於難外，其餘共有57名日本警民均遭害，日本當局聞訊從新竹調派軍警趕來鎮壓，趙明政看不到清軍，趕緊逃回鵝公髻山躲藏。臺灣日日新報在1907年11月20日幾乎以全版報導此一「北埔事變」，照片的北埔支廳長「渡邊龜作」是遇害的最高階軍官。
眼看釀成如此重大慘案，日本當局又已大軍壓境，趙明政只好趁機殺掉蔡清琳及十數名抗日份子，藉此機會向日本政府輸誠邀功，希望能夠從輕發落。事後台籍參與者中，共有9名首謀被處以死刑，鎮壓過程中被殺者也有42名，另被判刑監禁則有97名。圖為事發前不久，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後排右1)還曾將趙明政(中坐者)奉為上賓，趙參與反叛誠然非常不給警長面子。
由於在乙未戰爭之後，已經很久沒有大規模的抗日事件，所以這件慘案，造成極大的社會震動，曲折而離奇的案情並沒有停止，趙明政表面上被判死刑，但是由於日本政府忌憚賽夏族人，復以剿滅抗日份子有功，竟然用一位智能較低的族人代受死刑而結案，照片為1943年所拍攝，趙明政(左)下半輩子在大隘社安養天年，那時已經是一位72歲的老人了。
另一個令人爭議的地方，在於蔡清琳的定位，在臺灣日日新報裡，以「匪魁蔡清琳之惡跡」專文，描述他自幼狡猾，總是欺詐瞞騙以攫取不義之財，個性則遊惰淫逸，經常花天酒地，但是近代有學者研究則指出，蔡清琳其實很有民族意識，戰後也因「抗日」被入祀忠烈祠，在我看來，個性浪蕩和民族意識並不違背，或可能兼而有之，只是台日雙方均有立場而各自解讀罷了。
歷史的傷痕可謂血跡斑斑，不但是當年的日警付出慘重代價，臺人被殺戮和牽連也堪稱沉痛，照片是日本當局為紀念死難的5名孩童，所設立了「五子之碑」，五個來不及長大的孩童，紀錄著那年極度悲傷的慘劇，這一世紀來石碑還是在大坪山麓上聳立，彷彿還在無言地抗議著，那些大人們殘酷而難解的爭鬥，何妨想想孩童的純真善良，或許這樣的悲劇就永遠不會再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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